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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是我国传统民俗节日中很特殊的一个，因为它是中国人对逝去父母以及亲人表达孝敬、思念的重要节日。它融合传统儒家的“秋尝”祭礼、《周易》阴阳消长的宇宙观、道教的三官信仰以及佛教的盂兰盆会等内容，是中国孝道文化的集中体现，也是中国文化兼容并包、与时俱进的现实例证。

　　中元节同时具备儒、释、道三家的历史渊源。

　　按照儒家的礼制，秋天要对祖先进行秋尝之祭。所谓“尝”，是指请祖先品尝当年秋天成熟的新鲜粮食谷物。这既有对祖先庇佑丰收的感激，也有以不敢独享食物的举动向祖先表示的敬意。中元节所在的农历七月正属秋季，因此，如果要追溯中元节最早的源头，大概就是秋尝祭礼了。

　　同时，农历七月十五在儒家的易学中同样有着特殊含义。汉代儒家通过对《周易》“阴阳”思想的研究，提出“消息卦”说。“消”即减弱，“息”即增长，“消息”即指阴阳二气在一年之中的消长变化。汉代的经学家按照这一原则，在《周易》中找出12个特殊的卦，其中代表农历七月的是否卦。否卦的卦爻排列恰好是乾卦在上、坤卦在下，乾卦为三个阳爻、坤卦为三个阴爻。这代表农历七月刚好处在阴阳二气均分的位置，是一年中阴阳平衡的节点；同时，它又是阴盛阳衰的起点——是阴气超过阳气的开端。而十五日恰好是农历七月的正中，因此，七月十五就是一年中阴阳消长变化趋势逆转的最中心点，从此之后，阴气渐盛、阳气渐衰。在古人的观念中，逝去的亲人已经去了阴间。因此，在农历七月十五阴阳变化的中心点祭祀亲人，可谓“恰逢其时”。

　　随着东汉以来道教的发展，中国人又产生了“三官大帝”的信仰。三官大帝分别为天官大帝(赐福)、地官大帝(赦罪)、水官大帝(解厄)，其中地官大帝的诞辰即为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——中元节之名也正源于此。因此，随着道教三官信仰的加入，农历七月十五的祭祀活动又有了为逝去先人祈福赦罪、使其能够安居地下的含义。

　　佛教有结夏安居的传统，即在夏季雨季到来，草木、昆虫繁殖最盛的时候，僧人们要一直聚居不出，专心修学。这一习俗传至中国后，按照中国的气候特点，结夏安居的结束时间刚好也是农历七月十五。进而，这一习俗又与佛教的另一传说“目连救母”融合，于是就有了超度逝去亲人的农历七月十五“盂兰盆节”。

　　从中元节的历史演变来看，它既有本土儒道的文化、宗教渊源，同时也融合了佛教的相关内容，并在长期的民间传播中，最终演变成一个以悼念、追思、祭祀、救度逝去亲人为主要内容，融合三教的民俗节日。

　　兼通天人的孝道文化

　　渊源复杂的中元节是中国孝道文化的重要载体，其核心内容是对逝去亲人、尤其是父母的悼念。

　　孝道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基础是中国人的传统宗族观念。

　　《周易·序卦传》说，“有天地然后有万物，有万物然后有男女，有男女然后有夫妇，有夫妇然后有父子”。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，对个体的人的理解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前提的。在古代先哲看来，人必须在对自身诞生过程的探索中才能理解自身。人们将对自身的定义自然而然地追溯到整个家族，更直观地说，每个人的存在都根源于父母。由此，“孝”就获得了坚实的基础。它不仅是对父母的朴素自然情感以及一系列行为规范，而且是在对父母的真情流露中，对生而为人的我们自身的最大肯定。可以说，孝的本质，其实就是人的本质，中国人是在孝的实践中成为自身的。也正因此，所谓的孝，在骨子里体现着一种对自己生命的责任。《孝经》说：“夫孝，始于事亲，中于事君，终于立身。”从中可见，一方面，人们对孝的理解是在孝的实践过程——行孝中完成的；另一方面，孝作为一种伦理准则，以人对自身人格、事业的成就为最终指向。

　　孝在中国文化中还具有一种浓厚的超越性意味。《孝经》说：“夫孝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，民之行也”。在古人的观念中，孝既是“天地”即宇宙运行规律的一部分，又是“民”即人的行为准则。孝道文化的伦理性与超越性，在中元节这一民俗节日中得到充分体现。从其伦理性而言，人们理应对自己的父母尽孝；从其超越性而言，人们与父母之间的伦理关系超越于现实之上，这种由上天赋予的联系并不会因为生命的有限性而受到破坏。

　　贯通神人的宗教观念

　　中元节除了是孝道文化的重要载体，同时也体现着中国人传统的宗教观念。

　　作为一个悼念逝去亲人的节日，中元节的设立本身就是中国人宗教观念的最好注脚。对古人而言，其一生所参与的宗教活动，几乎都与伦理相关，悼念、祭祀逝去的亲人，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。也正因此，才使得中国人的宗教观念中充满着一种人伦日用的温情。

　　中国人最普遍的崇拜、祭祀对象，是自己的父母、长辈、祖先。哪怕是那些真正的“神灵”，也会被中国人千方百计地解释为“父母”“家长”之类。如《尚书·泰誓》说“惟天地万物父母”；《周易·说卦传》说“乾，天也，故称乎父；坤，地也，故称乎母”；旧时的中国人几乎家家供奉“灶王爷”，且称之为“一家之主”；至今，人们的口头语中，也还有“老天爷”一词。在中国人的宗教观念中，所谓鬼神，其实是人们伦理关系的延伸与升华。鬼神、神灵除了是需要敬畏、崇拜的对象，更是我们的“父母”“亲人”“祖先”。事实上，中元节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观念的影响下，才诞生并演变至今。

　　从强调“神”“人”不同的角度来看，必须有专门的礼仪对待。由此形成了专门的“祭礼”，强调宗教祭祀行为与日常生活区分开。如《礼记》中说，夏朝人祭祀主要依靠煮熟祭品后散发的热气沟通神灵，商朝人祭祀依靠音乐，周朝人祭祀依靠酒的香气。从中元节的节日习俗来看，供奉祭品显然属于以香气祭祀的变形、烧化纸钱金帛则脱胎于以热气(烟气)祭祀，至于放河灯、放焰口等习俗，则几乎不会出现在日常生活的仪式、行为中。因此，中元节的种种习俗，实质上是在中国人“神人有别”观念影响下的产物。

　　中元节这一古老的传统节日，如今已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千年传统过出新味道。

　　重庆市丰都县将于8月30日举办2023年丰都中元节活动，内容涵盖“名山祭祖、城隍出巡、祭祖大典、冥烟寄思、万人放灯”五大仪式。据了解，该活动将放飞12个直径1.5米的“祈福灯”，另有1万盏“祈福灯”沿江岸线腾空，200架无人机孔明灯联动表演，将美好的愿望升华为璀璨的灯光，让参与者感受中国孝、善文化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

　　在香港特区，潮人盂兰胜会又称“盂兰节”“中元节”“鬼节”“麻谷节”或“七月半”，是祭祀祖先的日子。旅居香港的潮汕人举办盂兰胜会，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，是整个香港较隆重及大规模的民俗活动。2010年5月，中元节(潮人盂兰胜会)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　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资源县的传统民俗“资源河灯节”源起于资江水道的航运，由中元节而来，是祭祀先祖的一种仪式，也是对遇难河工、水手、放排工的独特悼念行为。放河灯包含祭祖、制灯、放灯、许愿等一系列活动，既有中元节的民俗特点，又融合当地人们的生活习俗特征。2014年，中元节(资源河灯节)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▲中元节前夕，广西桂林资源县资江灯谷万人祈福共同漂放河灯，再现“万盏河灯漂资江”奇观，花样繁多的大小河灯交相辉映，带着祝福点亮资源山城之夜。(中新社记者 杨宗盛 摄)

　　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，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鄂嘉镇都会举行中元节活动，在群众自发组织笙歌传唱、自娱自乐的基础上，增加文艺演出、赛歌会，以及打陀螺、磨担秋表演等，促进了当地民间歌舞乐的传承、保护、发展。2019年10月，鄂嘉七月十五中元节被列入州级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　　面对这个踏着秋风而来的节日，我们不仅要记住它本来的样貌，更应将其中的文化记忆和民族情感融入生活，让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适应时代发展，让保留传统文化根脉的节日别具风采。

　　(本文刊发于《中国民族报》2023年8月29日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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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(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丛伟)

　　中国教育部：中国基础教育普及水平总体达到世界中上行列

　　中新社北京8月30日电 (记者 高凯)8月30日，中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在北京表示，2022年中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.5%，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91.6%，中国基础教育普及水平总体达到世界中上行列。

　　中国教育部于当日举行新闻发布会，介绍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》相关情况。

　　田祖荫介绍，中共十八大以来，中国基础教育政策制度体系进一步健全，基础教育发生了格局性变化、取得了历史性成就，为实现“幼有所育、学有所教”“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”“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”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　　他表示，2022年，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89.7%，比2012年提高了25.2个百分点；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9.6%，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.5%，比2012年提高了3.7个百分点，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超过95%，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91.6%，比2012年提高6.6个百分点。中国基础教育普及水平总体达到世界中上行列。

　　田祖荫称，中国基础教育财政性经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性教育总支出的70%。健全了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，学前教育财政性经费近五年年均增幅超过15%，普通高中建立了不低于1000元(人民币，下同)的生均公用经费基本标准，特殊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标准达到7000元。相比十年前，生均教学用房面积提升了1/3，生均仪器设备值增长了两倍，互联网接入率从25%提升至近100%，大班额、大通铺等问题基本解决。

　　此外，他介绍，规范民办义务教育稳步推进、免试就近入学、中小学“公民同招”全面落地，义务教育“择校热”明显降温。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不断扩大，“入园难入园贵”问题有效缓解。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逐步形成，办学活力不断增强。他透露，中国部分省份连续几次参加了国际学生评估项目(PISA)测试，阅读、数学、科学等科目的成绩都名列前茅。

　　“与此同时，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，我国基础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，优质资源总体不足、配置不均，育人水平仍需进一步提升，必须持续深化改革，办好更加公平、更高质量的基础教育。”田祖荫表示。(完) 【编辑:王祎】